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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，代表团没太多事，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。

    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。

    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，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，印尼糖王。

    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，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，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。

    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，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，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。

    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，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。

    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，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，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，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。

    “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，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。庭审经过报道后，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，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《国际歌》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经过欧洲一行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。”

    “任公，欧洲之行感觉如何？”李谕问。

    “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，”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，“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，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！在我看来，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，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、寡廉鲜耻的状态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真比起破坏程度来，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。”

    梁启超说：“巴黎、柏林、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，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。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，破坏力也要强太多。”

    “并不是他，”李谕说，“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，流放到了圭亚那。”

    “圭亚那在哪？”蒋百里问。

    蒋百里叹道：“根本无法解释！”

    梁启超冷哼道：“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，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，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，实在可恨至极！”

    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。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，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，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，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，他叫雅各布，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，专门劫富济贫。”

    蒋百里说：“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，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。”

    梁启超问：“什么演讲？”

    “好像一直都是这样……”李谕说。

    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，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。

    “当然是好事，”梁启超说，“经济同理，西方经济强，缘于资本主义，但战争的爆发，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，并非合理组织，现在虽十分发达，却已走到末路，且积重难返，不能挽救，势必破裂！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，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中西方本就不同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，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雅各布的演讲叫做《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》，他说，

    “雅各布说：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，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，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，直接烧了。

    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。

    “哦？”梁启超有点感兴趣，“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。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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