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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谕说：“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，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，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，明明停战在即，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，为何同意缔约？”

    “不过尔尔！”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，“我在伦敦游历时，居住的是一等宾馆，每天连饭都吃不饱，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。煤炭供应不上，屋中异常寒冷。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，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。”

    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，递给李谕：“上面是用法语写的，‘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，随信附上10法郎，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’，落款则是黑夜工人。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。”

    ‘所以盗窃是归还，是收回。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，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。

    梁启超说：“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，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。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。”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期待先生成书。”

    屋子里有个地球仪，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。

    梁启超说：“有点意思，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《欧游心影录》中，他还活着吗？”

    蒋百里说：“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，也在变法，比如俄国，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。”

    蒋百里顺着说：“野蛮人的暴力，又远不及文明人。”

    “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，”李谕说，“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‘阿提拉’一名。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‘黑夜工人’这个组织之名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，才会去做个所谓的“盗贼”，劫富济贫。

    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，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。

    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。

    梁启超说：“没错，我现在越发觉得，对于中国的未来，根本无需悲观。西人作茧自缚，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。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，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，融合东西，砥砺前行，必然可强盛！”

    “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，”蒋百里说，“对了，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，这批手稿差点被盗。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，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，盗贼竟如此多，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。”

    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。

    李谕拿过纸条：“黑夜工人？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？”

    梁启超说：“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？”

    梁启超深以为意：“疏才是西学大家，一语中的！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，因素很多，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。正是这种文化差别，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，变法维新屡遭失败，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。”

    聊到和会一事时，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，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，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，已经传遍巴黎。

    梁启超大笑道：“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。”

    ‘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，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，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，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。

    “对，”李谕说，“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，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，自己没留下多少。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。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，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，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。

    蒋百里说：“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，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，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，想寻破局之路。”

    “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，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。

    在圭亚那时，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，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：“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？我衰老后不能劳动，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。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，我该如何活。”

    活到75岁时，雅各布选择自杀，他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：“衣服洗了，也烘干了，但是没熨烫。橱柜里有豆荚、面包片，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，不必害怕，为了你的健康干杯！”

    ——即人心中的良知。在无政府之下，老人想要善终，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。

    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《猫眼三姐妹》。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，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，都会留下一个标记。

    “为了几笔借款，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！”梁启超恨恨道，“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，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、高徐、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，也将悉归日本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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