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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，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。

    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，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，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，那真没道理了。

    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，也没办法，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、协定、换文等。

    社会各界大为哗然，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、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。

    他们弄得确实失败，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，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，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，不得不让人无语。

    从袁世凯时代，北洋政府就明白，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。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，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，不便发生直接冲突。

    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，如果有点误会，人事方面配合得当，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。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，几乎都有留日背景；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，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。

    “可惜没能看到原作，”李谕说，然后问，“你不是在纽约吗？”

    侍者刚上了两道菜，外面突然一阵骚动，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：“阿三，快来！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，我们去打标语游行！快！”

    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，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。

    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：“对不起了，两位先生！”

    杜尚说：“上帝？对我而言，这个问题不存在，上帝是人的创造物。当人们发明了什么，总有人拥护它，有人反对它。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总是这样！所以还是躲避为妙，”杜尚说，“事实上，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、投入的、献身的、魂牵梦绕的事物，不管宗教、政治、文学、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，都是如此态度。”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一战前后，杜尚转向达达主义，成了达达主义的代表。

    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，不过也只能干等着。

    李谕说：“我不仅认识你，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《泉》的艺术品。”

    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，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。

    “上帝哪？”李谕又问。

    不过在此之前，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了战争赔款。

    李谕接过来，说：“我很喜欢。”

    1912年他就创作了非常有名的画作《下楼梯的裸女》，不过1913年以后，杜尚就放弃了绘画。

    不过达达主义的存在时间非常短，一战结束没几年就消退了，被超现实主义所取代。

    杜尚说：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    就连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都看不下去，发表评论反对。

    李谕瞄了一眼，我去，《带胡须的蒙娜丽莎》。

    杜尚摇头道：“我没有这样的打算，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。”

    英国自然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，所以表示了反对，要求降低赔款额。

    李谕和杜尚见过好多次这种事，并没有表现得很奇怪。

    但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，和会又根本没时间理睬殖民地的独立事情，所以忽视了他的要求。

    杜尚又说：“令人惊奇的是，添上胡子后，你再看蒙娜丽莎，她就成了个男人，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，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，这是我的意外发现。”

    法文书店当然白搭，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。李谕走进一家店面，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，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：“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！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，不仅和会上的政客，就连咖啡厅、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，但我对此一无所知，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，”杜尚顿了顿，加了一句，“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。”

    在赔款问题上，法国狮子大开口，要像当年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赔款一样，给德国设置一个让他们无法缓过劲来的数额。

    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这两个月中，被炸毁的铁路基本已经被修好。

    后来美国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工业复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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